卌年丨周大伟：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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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周大伟：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周大伟新三界 2020-08-25

作者简历

作者与战友王朔1994年北京西苑饭店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院（1993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19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著述甚丰。

原题

高考与我的人生轨迹

作者：周大伟

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高中毕业开始走进社会时，那个荒唐失序的动乱岁月刚刚落幕。我对那些70后和80后的人们说，自己的少年时代并非“阳光灿烂”，而是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虚掷了不少光阴。不过，那些比我大几岁并经历了更多生活磨练的人们却特别认真地对我说，你其实还应该属于“基本上没怎么耽误的一代”，应该知足了。

我以为，所谓“基本上没怎么耽误”或者应该有所“知足”，大致和我后来参加了高考并在大学里读了法律专业有关。

回想起来，当初能参加高考并进入西南政法学院学习法律专业，纯属偶然。

1975年在北京三十一中读高中的作者，摄于于上海外白渡桥

1977年初，我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高中毕业。这所中学的前身是所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名字叫北京市私立崇德中学。当年，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培养出了不少知名的校友，比如杨振宁、邓稼先、梁思成、林同炎、孙道临等，我们法学界德高望重的江平先生也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1949年后，学校改名为公立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

1977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一百多名北京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作为1977年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应征入伍的新兵，身穿着中国海军当时特有的深蓝色冬季军服，一起登上了一列开往青岛的军用列车。一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 —— 名叫王朔的年轻人也在其中。我来自北京第31中学，王朔来自北京第44中学。

火车没有直接驶进那个令人神往的海滨城市青岛，而是停靠在了位于青岛郊区的一个海军水兵训练基地。当营地的大门关闭后，我们将暂时与外界隔绝，然后开始一段特殊的日子。在这个训练基地里，我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操舵专业技术训练。结束训练后，我们将被派往位于青岛军港的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服役。正常推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在海军的军舰上服役三年，然后作为复员军人回到北京。

作者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时的照片

1977年秋天，我们结束了在水兵训练基地的专业训练。经过在海军青岛北海舰队一艘中型水面舰艇上的短期实习后，我被派往某水兵训练基地的航海操舵教研室担任助教，给新兵们讲授航海仪器和潮汐计算课程。王朔等战友们则被分配到了停泊在青岛军港码头上的一艘艘军舰上服役。记得王朔被分配在一艘军用消磁船上当卫生员。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我开始在航海教研室工作的第一年里，我们执教的新兵学员中还来了一个名叫毕福剑的大连籍士兵。我给他所在的班级上过磁罗经、六分仪和潮汐计算的课程。回想起来，此人当年就长得一副喜剧模样，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毕福剑平时喜欢给新兵连的领导提意见，但是对那些专业教官却很尊敬和客气，见了我一口一个“周教员、周教员”地叫，让我都有点觉得难为情。（因为我当时资历很浅，只是个实验员兼助教而已）

毕福剑离开部队复员后，倒是没有“进法院”，而是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后来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主持人，一度爆得大名，命运却又跌宕起伏。

毕福剑当海军士兵时的照片

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也就是当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

我相信，这个消息在包括我和王朔等战友心目中，已经引起明显的波澜。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我们表面沉默着，但内心里在跳动。此时，一个鲜明的人生信号在我们面前掠过：高考的出现，给我们这些人的前途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增添了新的压力。

此时此刻，即便像王朔这样一个含着宝玉来到这个世界的天才，他也必须面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军队生活毕竟是暂时的，回到北京后，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面临人生的新的选择。这就是：要不要去赶赴“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如果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会毫无悬念地回到北京。不少人可以在一家国营企事业单位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像很多在城里的普通人一样，大家都吃差不多质量的饭，穿差不多质地的衣服，过着差不多平淡的日子。彼此之间不会明显拉开距离。现在，高考恢复了，它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新的亮点，而且使有些特权家庭拥有的权势、关系等不透明因素变得爱莫能助。

就我个人而言，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高考已经成了自己未来的绕不过去的首选之路。

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初夏，经所在部队推荐，我在青岛参加了地方大学的高考。在和地方考生同等竞争的条件下，如果考中，就可以带军籍前往地方大学读书。在等候考试发榜的日子里，我去了一次青岛市区。在经过位于青岛市馆陶路北海舰队水兵招待所的时候，正好看到王朔穿着一身深蓝色水兵服走出来。我们站在路边随意地聊了起来。

当年的海军战友王朔

王朔好像从其他战友处得知我参加高考的消息。他问我：“听说你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还不知道结果。能不能考上还很难说。”王朔说：“能考上就好。实在考不好，总还可蹭一考场经验吧！” 王朔说话时，似乎若有所思，神态特别认真。

不知道为什么，王朔当时的认真神态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几乎成为王朔本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的定格。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有人提起王朔的名字，王朔站在馆陶路上和我交谈时的神态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副神态在他后来成为名人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过。

的确，刚刚离开北京两年，整个国家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我们这些人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城里后，何去何从，还充满悬念。这一点，我很清楚地从王朔的眼神中看到了。

我自己算是个幸运儿。当年，高考的录取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1979年大约是参加高考总人数的6%左右，如果算上全国那些没有参加高考的适龄青年人，有人说很可能是千里挑一。在填报重点大学的志愿栏目里，我优先选择了几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大多是北京的名校），又在重点大学名单的最后一栏中，填报了一所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在非重点大学的志愿栏目里，我首先填写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学校。当时心里在想，如果上不了北京那几所名校，总可以上一个非重点的北京政法学院吧！这样，父母希望我回北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没有料到，我后来接到的是“西南政法学院”这所属于全国重点政法学院的“绝密专业”录取通知书。

不过，打开通知书后我还是深感惊诧：这是一个我事先并没有申请的“刑事侦查专业”。我不能理解，学校为什么不经过考生同意就擅自为考生调整专业？在极度困惑中，我几乎决定放弃这个学校的录取。我向父母发誓，如果我明年再参加高考，一定会考得更好，并考取我向往的经济学专业。父母建议我慎重考虑，这毕竟是经过艰苦的高考获得的入学通知书。

随即，我在北京拨通了给这所学校的招生办公室的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我提出了自己的抱怨，并告诉校方我可能决定放弃这次录取。接电话的是一位态度温和的女教师，她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个由校方擅自为我安置的“刑事侦查专业”，是这个学院临时受公安部委托增加的学科。如果我坚持要学法律专业，唯一的可能就是找到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和我调换。她说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可不要轻易决定放弃，还是先来学校报到为好。

我（后右1）与大学同学春游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来到学校后不久，校方果然找到了一名愿意和我调换的同学。人生其实像是一次奇特的旅行，就在两人移步换位的一瞬间，我和那位与我调换专业的同学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开始步入了学习法律专业的殿堂，这一刻便成为我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安生立命的定格。更有趣的是，那个当初和我调换专业的同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公安部，从此步入仕途，后来高升为正部级的政府官员。

后来有人说，你和这位部级官员有这么好的缘份，应该去联系联系他啊！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在劝告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人来做点儿什么自己的私事儿，比如去做点捞捞人或者捞捞货的生意。

不过，说句老实话，尽管我们当初在校园里关系挺好，但自从我们二人在大学毕业后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我还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我有时在想，如果偶然在同学聚会上遇到，大家可以互致问候。作为老同学，如果你尊敬这个人，就应该爱护这个人，千万不要去害人家。无论如何，尽量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后来有人总是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初你去学了刑侦，说不定也能弄个部长级干部当当。我自知之明地讲，我不适合从政，如果当年学了刑侦专业，估计现在充其量也就是在警官学院里当一个教师。这么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觉得，人生苦短，如果可能，还是尽量选择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无论走到哪儿，这一点大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82年春，重庆两路口，在街头为市民免费法律咨询

我当时是以现役军人的身份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的。那个年代，应该只有77、78、79这三届高考大学生中有来自军队的学生。我们79级好像每个班都有一个现役军人。每月部队还照常发给我们一些微博的津贴费和其他补贴。

按照部队的规定，我们这些人在校园里是应该穿军装并保持军容风纪的。不过，在所有这些现役军人同学中，只有我一人是海军。重庆这个地方距离大海太远了，不像青岛、大连这些沿海城市的街上穿海军军服的人到处可见。假如我穿上一套全白色或全蓝色的水兵服（上衣有海魂条纹披肩和带两条黑色锚链飘带帽子）走在重庆的大街上，老百姓一定会觉得此人一定是哪个剧团的演员跑出来在街上乱逛的。整个四年大学期间，我几乎没有怎么穿过军装。（偶尔应付部队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时除外）

所以，我的那两套质地优良的海军水兵服，在大学四年期间，都被用来压箱底了。倒是有过一两次被同班女生们借去拍过照。她们穿着我的水兵服不仅在重庆鹅岭公园拍照，而且还去了渣滓洞和白公馆拍照。后来她们给我看了洗印出来的照片，我开玩笑嘲笑她们说，女生带着男式水兵帽子，看上去一个个怪头怪脑、妖精似怪的，你们这是在过万圣节吧！

1983年春节，毕业证书照片（拍摄于沙坪坝区童家桥照相馆）

1983年春天，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参加了研究生的考试。不久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录取，录取我的导师是被有些海外学者称为“中国民法之父”的佟柔教授。

因为我当时还属于现役军人，所以海军方面还并不知道我已经考取了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所以，记得在我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一周后的一个下午，学校学生科的老师通知我去领取一份来自海军政治部下达的命令（军事用词）。该“命令”直接任命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军事法院助理审判员”，后面还附带一个括号，里面写着三个字 ——“正排级”。

我回到北京后，直接去了海军大院里的海军政治部干部处，一位面部表情故作严厉的军官训斥我说，你未经我们同意就报考地方大学的研究生，这个做法的是违反军纪的。当然，既然你已经考上了，我们也只好承认现状了。不过如果你现在想改正错误，应该也还来得及。我们这里海军政治部所属的军事法院现在也急需法律专业人才，如果你放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也可以考虑来海军军事法院工作。我当场再三表示道歉，一再表示不会放弃研究生的深造机会，同时也谢谢领导的好意。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

接下来，这位军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你一定要去读研究生，那么，按照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有关规定，你必须去青岛北海舰队所属原部队办理退伍手续，领取一笔复员转业费，从此脱下军装到地方当个老百姓吧。我当即表示感谢领导的指点，答应马上就去买火车票前往青岛。

当时，在国内读研究生的人几乎凤毛麟角。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一定会感到多少有些伤脑筋——读了研究生的人一定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吧！这些人毕业后再回到部队该如何安排、如何定级呢？干脆就让这些人都离开部队吧！可见，当时的某些领导者对待重视人才的观念还是挺保守和滞后的。

在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的最初日子里，有一件偶然的小事再次引发了我对“大学生活”的感慨。

1983年10月1号国庆节那天，人民大学安排我们这一届的研究生在北京中山公园做法律咨询公益活动。其间，有一个《中国青年报》的女记者走过来和我攀谈，我们聊了聊这次公益活动的话题，大家随意地互相做了简单介绍。或许当年记者们的工作并不像今天这样规范，从头到尾，她也没有告诉我，她这是在做现场采访，而且采访稿明天上午就见报。

这篇采访稿出现在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稿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周大伟”几个字赫然在目。当年的《中国青年报》印数巨大，在国内颇具非凡的影响力。接下来，我在一周内竟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读者的来信。这些年轻朋友们在信中大多对我表示由衷的羡慕和敬佩，同时也要求我传授一些学习的经验。

阅读这些信的过程中，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其中大部分来信的读者都是当年高考落榜的青年朋友们。可想而知，当时，在大学的围墙外面，有多少渴望进校园读书的年轻人啊！来信实在太多，我当时又是研究生一年级，功课压力很大，只能给几个来信者回了信。今天回想起来，为此深感愧疚和不安。

1983年夏季，我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留校任教

对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人充满感恩之情。前不久，出于好奇，我在网上勉强读完“张春桥女儿谈父亲”一文，不出所料，这是一个女儿基于血缘关系而试图为罪犯父亲说情辩诬的文字。张春桥的女儿在访谈中说，如果江青和她父亲这些人上台，也一样会“抓革命、促生产”，让人民过好日子。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这个说法很容易让有些人轻信。在此，我们还是不妨换一个说法：如果江青、张春桥这伙人上台，可以肯定——高考不会恢复、知青不会回城、冤案不会平反、国门不会开放、土地不会承包、企业不会民营、粮票不会取消、住房不会改善、中美不会建交、两岸不会三通，至于走出国门留学旅游、微博微信、马云马化腾，甚至连我们的西南政法学院复校，都统统都无从谈起。

1977年高考恢复后，据初步统计，我们那一届被“十年艰探”耽误的高中毕业生里，考上大学的还不到10%。当我把这个10%的数字告诉几个外地朋友时，对方都会惊讶地问：你没有搞错吧！你们的学校可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好学校啊！（的确，北京第三十一中距离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大约1000米，距离中南海的直线距离大约为500米）

今天回想起来，包括我们这一代在内的—— 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度过的人们，应当属于中国人中的幸运者。尤其对于一个以法律为专业的人而言，其中中国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变动，更令人唏嘘不已。算起来，我在海内外的法学院里先后学习和工作了了十几个年头。可以说，今生今世恐怕也不会离开法律这个专业了，无论是工作，还是写作。

不过，对法律专业前景的疑惑始终纠缠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使我们这些法律从业人员一度感到自豪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最初都是学习法律的。不过，后来他们都深感到法律这个行业还不足以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他们的兴趣最后都转向了更为宏大的主题，比如唤醒劳苦大众并掀起世界性的暴力革命。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差点去学法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容易做官挣钱的专业。毛泽东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最后，他还是去决定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不断在提醒他，他当初幸好没有选择去进法政学堂学法律。即便他当年进了法政学堂，估计迟早也会退学；即使毕了业，也早晚会失业。早在1927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到：“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这是一段当年很多人都会背诵的文字。只是当时很少有人能从中体会到“法政学校”和“农会”之间的巨大分野。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革命倡导者们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这样一来，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士们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不过，今非昔比，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终于结束了。上个世纪的末期，当和平发展的“集结号”再次在我们中国人耳边吹响时，法治的种子又开始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这些，都和我们今天发誓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毕业20年后，我（右4）在成都和部分同学聚会

我们这一代人，连同我们的父辈们，头脑里始终对往日的社会失序和灾难记忆犹新。我们总是担忧像文革这样的噩梦，或是像党派血战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在这块土地上重演。然而，我注意到，我身边的那些青年的一代人并不相信这类东西，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工作单位里，我看到他们坐在电脑Windows操作系统前专心致志地看动物们在Youku or Youtube上作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动作，他们不时熟练地用手机“转发”或“批发”着各类健康或不健康的段子，他们早已对这个国家往日的苦难浑然不觉。也许，这也算是个好的兆头，因为单纯或者天真本身就更接近人类的本性。

我的随笔集《北京往事》，法律出版社出版

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写作了大量法律随笔作品，它们是我这些年里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写作这些文字，占用了我大部分业余工作时间，有些文稿是在数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完成的。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包括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缝隙中，看到中国自身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今天的中国，极目所及，正是我的同龄人们占据着并即将占据着这个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舞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平均素质其实很不理想。其中有些人如今或身居高位、权霸一方，或腰缠万贯、身家上亿，或满腹经纶、号称大师，但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图像则是在文革那个混乱时代来到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因此，我从来就没有乐观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担负起改变中国的重任。我们这代人的平均素质决定了我们不堪重负、无力回天。中国通向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路途，依旧任重道远。那些乐观的期待以及悲观的猜想，都无法改变这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法律文集《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治是个极其宏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自己深感卑微，也许连一颗螺丝钉或一方砖瓦都算不上。然而，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中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做一个具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年轮增加点滴记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的年月里，我这些文字里还在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常识”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总是固执地相信，法治常识的启蒙工作在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借用他书中人物的口吻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 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来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201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2007年12月初稿于北京

2019年12月31日

修改于美国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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